“孩子他爸……不在了？”
“在。在上海。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到北大荒那一年才十六，是老大。身下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两岁。我妈也真够可以的，隔两年就给我爸生一个。四十五岁前就生下了我们六个。要不是我爸死得早，我妈兴许还能给我生下几个弟弟妹妹呢！我有时候常想，计划生育早实行十几年就好了，那我不就也是一个被父母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啦？还不早留城参加工作了？还会有返城待业这一天？”
姚守义觉得她抱怨计划生育实行得晚与返城知青的命运之间没多少必然的联系，打断她的话，很认真地反驳道：“那可不一定。就算你是独生女，当年兴许也会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哭着闹着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知青中这样的还少哇？”
“可我要是个独生女，同样待业，那滋味也大不相同啊！我们姐弟六个，当年上山下乡了一半。如今都返城了，都待业。都老大不小的。我妈的头发，从我返城那一天起，眼见着一天一天全白了。不说我妈了，还说我自己吧！到了北大荒两年后，我就结婚了。不结婚也不行了，有了这孩子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允许我们结婚的前几天，我还接受了一场批判教育。我想结婚就结婚吧，扎根就扎根吧，我当初并没指望有返城这一天啊！我是一心一意想在北大荒建立个小家庭。咱们知青一年四季的活多累呀！我还养鸡养鸭养鹅，每年都腌几坛子鸡蛋鸭蛋和鹅蛋，每次探家我往我家带，他往他家带。没见过比我们孩子他爸更好吃懒做的上海知青啦！有滋有味的，我都让给他吃。锄地，割大豆，他躺在家里装病，我一个人锄两垄，割两垄。他每年都要回上海探一次家，一回去就是三四个月。我俩的工资差不多是他一个人花。有时他人在上海，我还要月月往上海给他寄生活费。他家里的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我想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外人，夫妻之间什么都不能计较。计较谁花钱多，谁为家庭操劳少，那还叫夫妻吗？他没怎么疼爱过孩子，孩子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抚养大的。十年内我没探过几次家。我宁可自己少探家，也要节省下钱给他做往返上海的路费。他倒也算下了十年乡，十年中能有四年是在上海。他总说自己有病，总说自己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不能累着，也不能缺乏营养，还不能心烦生气。他怎么说，我怎么信。我想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呢？那些年我哪儿是个妻子啊，我像是两个孩子的妈。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他一天天胖了，三口之家就苦了我一个。知青们瞧不起我，认为我没出息，甘愿当女仆。老职工和家属们却夸我，都说：‘谁能找这么个老婆算是一辈子的大福气啦！’我比听了贬斥我的话心里还难受。没当别人老婆的时候，我想，我将来要找的丈夫，他必须得爱我，疼我，处处关心我体贴我，宝贝着我，将我当妻子又将我当女儿才行！当女儿时没得到的当妻子后我要得到。梦！大返城了，他要回上海。明摆着，我和孩子到上海落不上户口。我苦苦哀求他跟我一块儿回咱们这座城市，他不同意。他说他是上海人，一定得回上海。一辈子落脚在北方城市他生活不习惯。我求别人帮我劝他。劝来劝去，他还是‘回上海’三个字，我生气了，说：‘以后长年两地分居，谁会像我这么体贴你？那种生活你受得了吗？’直到那时我还以为他离开了我就不行呢！还习惯地将他当成个孩子。他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这么样，火车到了咱们这座城市，我抱着孩子下了车，他留在车上，从车窗口跟我和孩子告别。火车开走了，我抱着孩子追火车，从站台这头追到站台那头，泪流满面自己不知道，心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