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封倾心王朝，其“治徐凡十年，躬于所事，一军大治”[79]。但是贞元十六年张建封死后，徐州军却出现了叛乱。史载：
初，建封卒，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通诚惧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事泄，三军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库取戈甲，执带环绕衙城，请愔（建封子）为留后，乃杀通诚、杨德宗、大将段伯熊、吉遂、曲澄、张秀等。军众请于朝廷，乞授愔旄节，初不之许，乃割濠、泗二州隶淮南，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以讨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埇桥，与徐军接战，伾大败而还。朝廷不获已，乃授愔起复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仍以泗州刺史张伾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80]
直到永贞元年王叔文执政，赐徐州军“武宁”之号，以张愔为节度使。元和元年，张愔被疾，上表请代，以东都留守王绍为武宁军节度，复隶濠、泗二州于徐，“徐军喜复得二州，不敢为乱”[81]。
在贞元十六年的徐州军乱中，作为徐州兵马使的张子良表现颇为特殊。其既没有拥立张愔为留后之举，也没有加入征讨的行列。驻守涡口的特殊地位，也使他避免了被卷入叛乱的中心。或许诚如元稹碑文所言，张子良的这一行径出于其既“不义其（指张愔）所为”又“不忍讨”[82]的复杂心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张子良本非徐州旧将，其所率之士兵抑恐非全为徐州旧卒。按元稹碑文所记，张子良于大历末始以戎事服郭子仪于邠，建中年间两河骚乱、德宗出逃，张子良参与勤王讨伐李希烈的五百骑也很可能仅是他的亲随部队，还未见得与张建封或其他藩镇有何隶属关系，其属张建封应是后来之事。以当时中央新立徐州藩镇之需要，以及张建封礼贤下士、广纳贤才的慷慨气度，张子良后被任命为徐州兵马使不难想见。张建封以涡之众托付张子良，一来必是因为张子良有可堪此任之才，再有恐怕就是张子良本就领有自己的部众，而且毕竟不属张建封之嫡系，不便同赴彭城，而作为外镇军留在涡口，倒是一支实力不弱的防御力量。何况，对张子良的安排或许也有中央的因素在内。因此，张子良既以客军身份入徐，其不愿搅进徐州的军事冲突也就能够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