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的产生，关涉着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不彻底性或特殊性。士大夫兼有了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两种角色，而多角色涉入必然造成交叉压力，同一个人同时要承受两个系统的规则的制约；其中任一系统的变动，同时也就对另一系统形成了直接牵制。同时涉入了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作为帝国官员主要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由此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与行政。这一群体在汉末的“过度”扩张，伴随着对更大政治权利、居官权利的要求；其文化风尚与思潮的变化，也会导致选官思想和标准的变化。
法家的“法治”仅仅要求官吏候选人的文法吏能，这颇具分化意识和现代意味，而儒家的“人治”,则促成了把贤人君子视为最佳官员候选人的“以德举人”制度。“德”可以指某项具体的德行，但也可以指作为整体的君子人格。而且从一种与社会分化相对应的观念看来，无论道德修养、知识成就还是政治才能，都是完整个性的互相关联而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如孝于亲者必忠于君，高尚不仕者必有治世之奇才，等等。既然更为注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格而不是一项具体的行政技能，这就为“以名取人”提供了可能。因为，难以通过具体方式——如“试职”“试文”等——检验的君子人格，要更多地求助于社会评价；而在汉末已由士林所支配的舆论之中，“名士”被认为具有最完美的人格与最高尚的德行。对士人来说，重“德”必然联系着重“名”。司马迁《报任安书》:“立名者，行之极也。”“名”乃“行”之极致。故《初学记》卷二十引《白虎通》佚文：“诸侯贡士，庸者贡其身，盛德者贡其名。”又同书同卷引陈寿《益部耆旧传》:“大士贡名，下士贡身。”"以名取人"与"以德取人",原有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