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全国下乡的知青，总数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多万。据统计，最多只有五十五万后来上了正规大学，其他五十万陆陆续续上了电大函大之类的，其他的就只有当年下乡时的文化水平了。像我，就只有小学毕业。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由于恶劣的环境，没有书，没有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根本没有机会。我能考上大学，因为我有个学理工的父亲，也靠天意。我是幸运的。
考试的时候是冬天。等在寒风里进考场，手脚冻得冰冷，心里更是发毛。我已立下军令状，没有退路，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只能拼命一搏。
考试后
等待最是难挨。每天给小孩子上着课，像没事人一样，心里却度日如年。
考完出来，看那些老三届们讨论着试题，自信满满，便更加自惭形秽。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是考砸了，今生再没有希望了。每天就这么疑虑重重，一天比一天感到希望渺茫。
因此，当房东儿子兴高采烈来告诉我说，我考上了，通知已在公社，我还以为他在调侃我。
“是真的，这样的事也开得玩笑吗？”他一脸正经，不由我不信。
我这位房东是退了休的区长，老革命，每月领一百多元工资，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个儿子都高中毕业，却也免不了回乡务农。他不是我们生产队的。看我们住的那屋实在不像样，他家新盖了瓦房，是给儿子日后结婚住的，反正空着，就让我住了进去。他的几个儿子都对我很好，我的房间就像他们的俱乐部，每天晚上都要来坐一阵子。因为父亲的关系，他们和公社干部都很熟。特别是小儿子，小名万崽的，那年才从县高中毕业，刚回乡不久，说话冲头冲脑，和干部们勾肩搭背，没大没小。别人当他是孩子，也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