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会把一种技术哲学称作专制的哲学，它把技术总体视为一个用机器来获取权力的场所。机器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根本的奴役来征服自然、驯化自然：机器是一个可用来使他人成为奴隶的奴隶。这样一种专横的、奴役的趋向可以与寻求人的自由携手并进。但是，人们很难通过把奴隶状态转嫁给其他存在物、人、动物或机器而自我解放；对属于整个世界的机器总体进行统治仍然还是意味着统治；一切统治都暗含着对征服图式的接受。[21]
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
上述解释把优于一切应用和利用的科学谋划（方法和理论）同特定社会谋划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出它们在科学合理性的内在形式如概念的功能特性中的联系。换言之，科学领域（即不是关于物质、能量及其关系的结构等的特殊命题，而是作为可定量的物质，作为对客观现实进行理论探讨并作出数理逻辑表达的指导的自然规划），将是具体社会实践的视界，这一视界在科学谋划的发展中将受到维护。
但即使我们承认科学合理性内在的工具主义特性，这一假定仍未确立起科学谋划的社会学有效性。假使最为抽象的科学概念的组合形式仍然维护主客体在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关系，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联结就可以按不同方式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