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贾谊的思想兼受儒、法、道等的影响，故而他的散文有时会体现出法家峭刻质实的文风，有时又带有温厚平易的儒者之文的特点，有时又是诸家兼容，富有变化，极具奇气。
贾谊的文章历来被视为千古绝唱。刘向认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18]刘熙载则称赞：“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时。然熟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19]如此推崇，实不过分。
这一时期与贾谊并称的另一位朝廷作家是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晁错。晁错（约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生活于文景之际。少学申商刑名之学，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供职朝廷时，曾多次上言，内容涉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削弱诸侯、更定法令等，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大帝国的统一，和贾谊的主张有明显相通之处。吴楚七国之乱时，晁错作为政治牺牲品被杀。
晁错的政论散文主要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论削藩疏》等篇。其文章内容不仅适应时代的需要，积极总结古代圣王的统治经验和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也和贾谊一样，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其文风不仅疏直激切，而且思想深刻，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妥帖平实。他在《论贵粟疏》中，一开始便指出了汉初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农业生产的重要，然后又列举事实，分析当时商人兼并农民而引起农民破产流亡的现状及其危害，接着又提出了具体建议。文章毫无耸人听闻之处，但逻辑严密，注重征实。如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述“民贫”的后果及“贵粟”的方法：“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一环扣一环，这样严密的推理，在一般散文中是罕见的。再如分析农业生产的重要：“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言语相当平实，却也相当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