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近代化的交通工具与通信手段也给南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东南各省而言，轮船和电报带来的显然是更多的商业利益。英国领事在光绪元年的贸易报告中曾抱怨说，上海生丝的开盘价“比伦敦的市价高5%到10%，而且全年都是如此，只是到12月中旬左右，才能按合适的价钱买到这项商品，甚至到那时市价还是比伦敦的价格高3%，这个情形可归咎于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利用了新的电报系统向英国市场提供生丝出售，愿以较少佣金成交，因此竞争非常激烈”[82]。在光绪二年的贸易报告中又表示：“中国的商人（由于电报的帮助，在他们进行大批销售之前就得到了欧洲蚕丝歉收的消息）也必然由于如此大的收成而获得极佳的成绩。”光绪四年更明白表示，“丝市上投机过分，运丝到欧洲要七八周的时间，但电报在24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这就增加了风险”，而“卖方似乎都是因为与欧洲通信的加速而获利最多的人”。或许正是由于感受到了快捷的通信和交通带来的好处，“诸如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丝茶大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们”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看来，“都极其希望得到”“铁路和电报”等工具。本书第二章曾述清政府最初兴办电报是从军事国防的角度进行考虑，故首先铺设的是津沪线。不过，“从镇江经南京到汉口”的长江线很快也得到铺设，“几年后又展设至成都”。[83]在此之前，苏浙闽粤沿海陆线也被铺设完毕。很难说这些电报线路的迅速铺设完全是由于商业利益的推动，但电报局的丰厚盈利使其成为“洋务派经营最好的企业”却是不争的事实。[84]